TL;DR：
在《数字化生存》提出三十年后，人工智能的崛起正将人类带入一个全新的“AI化生存”范式。这不仅改变了信息与商业的流通模式，更深层地重塑了创作、身份、教育乃至人类自身存在的定义，要求我们以批判性思维与前瞻性判断，重新协商人与技术的新型共存关系。
数字化遗泽与未竟之境：三十年技术答卷的审视
1995年，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创始人尼古拉·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在其划时代的著作《数字化生存》中，描绘了一个“比特”主宰信息世界的未来。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无疑已活在他预言的中轴线上。信息个性化、网络化、界面自然化已成为日常生活的基本构成，从亚马逊的推荐算法到智能音箱的语音交互，无不印证了技术与个体生活的深度融合。比特经济的兴起，更是将数字商品推向主流，颠覆了传统产业结构，音乐、影视、图书等内容产业率先实现全面数字化传播，其零边际成本与即时传输优势，深刻改变了内容生产与消费模式。虚拟资产如NFT和数字藏品，作为“比特物品”的新形态，已在全球市场中赢得广泛认可，代表了消费逻辑向身份认同和情感价值的转型。1
从商业视角看，移动应用的爆发式增长是比特经济的强大推手。自2008年App Store推出以来，App不仅成为数字技术商业化的关键入口，更将衣食住行全面“平台化”。算法推荐主导决策，将人们的时间切割成碎片化的微单位，使“在线身份”成为个体认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资料的地位得到确立，成为驱动广告、推荐、AI训练的核心资源，从而将平台型企业推至经济主导地位，它们如同工业时代的铁路公司和石油寡头，掌控着“比特流通”的基础设施。与此同时，“创作者经济”与“零工经济”的兴起，也标志着劳动方式的“比特化”，内容即资产、流量可变现，以及平台资本主义与算法治理下的劳动不稳定性，共同构成了新型劳动关系。
然而，尼葛洛庞帝的某些前瞻性洞察，在现实中却遭遇了“变形”与“迟到”。他所期待的“技术隐形性”——技术无感知地融入生活，直至“消失于背景”——并未如期而至。相反，可穿戴设备、VR头盔等技术反而变得更加“外露”、更具入侵性，它们往往作为监控器、通知源或压力源，而非无缝辅助。Google Glass的失败便是明证，凸显了“永远在线”与用户隐私之间的根本矛盾。语音交互虽有发展，但图形用户界面仍是主流；智能家居的普及受限于系统整合与兼容性。更重要的是，尼葛洛庞帝曾乐观预期的“智能代理”（intelligent agents），至今仍远未达到“可信、长期、个性化”的理想标准。这背后不仅有技术层面的瓶颈（如用户建模与上下文感知），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平台方的商业逻辑与用户主权之间的内在矛盾：平台的目标是基于注意力和数据剥削盈利，而非真正“帮助用户脱钩”，这使得“为你”的代理功能被异化为“为平台牟利”的推荐引擎。
此外，尼葛洛庞帝最大的“误判”在于他对互联网将促进全球共识与世界和平的盲目乐观。现实中，技术非但没有实现“去中心化”，反而导致了数据与权力向少数数字巨头高度集中，形成了新的“再中心化”格局。算法推荐导致的“认知茧房”与“数字巴尔干化”趋势，更是与《数字化生存》倡导的开放精神背道而驰，技术的人文性日渐消退。这些“不足”并非失败，而是技术发展与社会、经济、伦理复杂互动下的“变形”与“迟到”，揭示了技术决定论的局限，以及对资本权力、国家干预和生态整合难度预判的不足。
AI化生存的范式跃迁：重塑人类与技术关系
当2022年ChatGPT引发全球AI浪潮时，我们突然意识到，人类正站在“数字化生存”向“AI化生存”的临界点。这场进化已不仅关乎工具迭代，更是认知框架与人类主体性的彻底重构。如果说数字化生存描述的是人类进入屏幕、进入网络的初期状态，那么AI化生存则标志着技术从媒介性向代理性的深层跃迁。在AI化生存中，AI不再仅仅是工具，它更是合作者、竞争者，甚至替代者。
创作者属性的重新配置：从“自我表达”到“内容生成”
数字化时代赋予每个人“自我表达”的权利，抖音、小红书等平台实现了创作权的民主化。然而，生成式AI的崛起，正在将我们带入一个从“人主导的自我表达”走向**“人与AI协同，甚至AI主导的内容生成”**的新阶段。ChatGPT写诗、Midjourney作画、Sora生成短片，创作不再单纯是内在情感的表达，而可以是“提示工程”的结果，是“算法召唤”的产物。这标志着创作范式的根本性转变：内容原创性边界模糊，其作者性（authorship）不再清晰。创作不再仅由人类“经验”驱动，而被“预训练模型”重塑，人类知识的边界被AI系统训练语料的数据分布所取代。表达的目的，也日益服务于算法分发和流量机制，而非纯粹的自我呈现。技术史学者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曾指出，我们正从“人与技术对话”走向“人与技术共同构成现实”，在AI化生存中，创作成为协商、调用、操控各种系统性力量的一种实践。
数字身份到AI人格：主体外化与虚拟人格的商业化
在数字化生存阶段，个体通过社交账号构建“数字身份”，它是现实自我的延伸，是人在网络中的投影。但在AI化生存时代，“数字身份”正向**“AI人格”**（AI persona）深刻变异。
首先是人格的可复制性与外包性。Character.AI、Replika等AI助手开始与人类建立情感与认知互动，这些AI被设定为有情绪、有个性的人格体。同时，通过训练自我语料库制作的“数字替身”或“AI克隆”使个体意识第一次拥有了“可程序化”、“可代理”、“可继承”的人格结构。这意味着“自我”可以作为代码化结构被表达、修改与运行，重新定义了“做一个人”的技术边界。这种“人格代理机制”使个体能将部分主体功能外包给数字分身，从而在经济（AI客服）、社交（AI伴侣）、治理（AI虚拟主播）层面产生广泛应用潜能。更具颠覆性的是，通过训练AI代理，用户的语言风格、思维逻辑、价值判断可被“固化”为数据模型，一种“人格遗嘱”的机制正悄然出现，挑战我们对“死亡”、“记忆”与“身份延续”的传统认知，在“AI纪念馆”和“AI复生亲人”现象中已初现端倪。
其次是算法人格的反向塑造。人们对AI的提示输入，不仅是控制命令，更在反向构建一个“我想让你成为谁”的人格模型。这种高度投射性互动，使得用户输入的每一个偏好、风格、语气，最终都会反射回用户自身，形成一个被AI“镜像反馈”的理想化人格。
第三是人格的消费化。虚拟偶像、AI主播、数字情人等已构成庞大产业链，AI人格被商品化、娱乐化、流量化，甚至成为“可租赁”的情感劳动者。这种趋势形成了**“人格即服务”（personality-as-a-service）**的商业模式，让“做一个人”本身成为了一种可以被模拟、出售和替换的劳动形式，这不仅挑战了“自我”的伦理边界，也模糊了人与物、主体与代理之间的界限。
最后是身份的扩展与去中心化。AI人格的出现意味着一个人不再只拥有一个“固定”的数字身份，而是可以根据不同场景拥有多个“人格代理体”。这种“人格分身”的泛化，预示着我们将不再用一个中心化的“我”来面对世界，而是被不断分形化、代理化的多重身份所取代。这是一场从展示型主体向生成型主体的过渡，人不再是唯一的表达者，而是人格的一部分被技术吸纳、重组、外化，在新的互动逻辑下被不断生成与消费。
教育的急迫反思：从“知识传授”到“判断训练”
面对AI化生存，教育体系面临深刻挑战与紧迫反思。许多传统专业技能如写作、翻译、编程已被AI部分取代，引发去技能化的焦虑。因此，教育应从“能不能做”的技能教育，转向强调**“应不应该做”的判断教育**。培养“AI素养”不再是使用技巧，而是理解AI如何被建构、如何运作、如何影响社会结构，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伦理判断和反思性操作。
传统的知识储备型课程模式已然失效，教师角色应从“知识传递者”转向“问题提出者”和“思维方式示范者”。AI时代教育尤需注重批判性思维，因为AI能够生成“高度可信但虚假”的内容（如Deepfake、语言模型“幻觉”），模糊真伪边界。批判性思维不仅要质疑内容本身，更要追问其算法来源、训练偏见与传播机制。面对算法推荐形成的“认知茧房”，学生需主动跨越算法滤镜，建构逻辑一致而开放的判断力。
同时，人文教育作为AI的必要基础，其重要性愈加凸显。在算法逻辑统治决策、推荐系统影响人生路径的时代，文学、伦理、哲学、历史等课程，能够训练人类反思选择、理解他者、识别情感与洞察操控，这是AI永远无法模拟的。归根结底，AI时代的教育任务是培养能够与智能系统共存、共进、共创的未来公民，这不仅是技能训练，更是价值观、责任感、判断力的塑造问题。教育应引导学生识别AI的偏见、幻象与权力结构，学会与AI共事但不成为其奴隶，并在人机混合的信息环境中，保持人的感知力、伦理性与行动自由。
人机共构：人类角色的深层重构
长期以来，技术被视为工具，是人类意志的延伸。但随着AI、算法系统与自主学习模型的发展，这种“工具性理解”正在失效。AI不再只是执行命令的被动中介，而是拥有决策、学习与适应能力的**“参与者”**。人类与技术的关系，已从“单向控制”变为“协同—争议”状态。
当AI进入创意、思维与判断的核心领域，人类的“不可替代性”开始被质疑。AI在文本生成、图像识别等领域展现出超越人类的能力，导致认知特权的危机：谁拥有解释世界的权力？谁的知识更可靠？AI正在接管或协同许多行动领域的决策（如自动驾驶、医学诊断），意味着人类与AI共享“行动能力”（agency）。更具挑战性的是AI与人类之间伦理边界的模糊：AI若能对人情感反应，是否应有某种“情感地位”？这涉及权力的重新分配，也暴露出我们对“他者性”理解的局限。从人文主义看，“人”是理性、语言、情感的集合，但AI的快速演化正在侵蚀这些独占地带，引发深层的本体危机与边界焦虑：人类为何还具有独特性？
当代社会学家希拉·贾萨诺夫（Sheila Jasanoff）提出的“社会技术想象”（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概念，指涉一个社会对未来科技及其社会后果的集体愿景。过去几十年的想象多基于“人控机器”的范式，但生成式AI兴起后，这种想象正在改变：AI不仅是执行者，更是创造的合作者、语言的替代者、决策的辅助者；人类不再始终位于中心，而可能被重新编排为多元交互系统的一部分。人与AI不再是二元对立，而更像是一种**“共进化的混成体”**（hybrid subject）。因此，我们所需的社会想象，不应是复归人类中心的保守浪漫主义，也不应是AI替代一切的极端未来主义，而是要展开对技术嵌入式生存条件下人类主体性的新认知：这个“人”不再是20世纪意义上的理性主体，而是一个能够在高度不确定性、复杂性、混合智能中维持判断力、同理心与公共责任的行动者。
结语：驯服、敬畏与共在的新哲学
《数字化生存》曾以其预言式的技术乐观主义风格，激励了一代人拥抱信息时代的到来。它所强调的比特超越原子、去中心化、个性化、民主化的技术愿景，在1990年代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然而，三十年演变的结果是，民主化被平台化所取代；智能代理未实现，异化为大语言模型；“去中心化”愿景落空，技术进一步强化中心控制。今天，如果我们想提出“AI化生存”的新理念，就必须超越“数字化生存”的所有旧局限。
AI化生存所带来的，并不仅是技术的“渗透性增强”，更是主客边界的模糊、劳动逻辑的重组、知识结构的再定义以及情感体验方式的转型。AI的发展超越了当年想象中的规则系统和专家系统，展现出“泛用智能”的雏形，迫使我们重新定义“理解”、“创造”与“信任”的含义。我们必须重写“人—技术—社会”的三重关系，重建个体在数据、算法与权力结构中的位置。或许可以说，AI化生存不是对数字化生存的延续，而是一次范式断裂。
《数字化生存》鼓舞了一代人相信“信息即自由”、“连接即希望”。但在AI“自我生成、自我增强”的浪潮中，我们需要的不只是乐观的愿景，而是应秉持批判现实主义态度，包括：对算法权力的批判意识；对认知能力的重新理解；对人类“生存模式”的伦理反思；对教育与社会制度的结构性回应。
面对AI，我们可能有两种走向：一是排他模式，强化人类控制力，把AI重新“工具化”，如加装伦理围栏、设置权能上限。二是协商模式，承认AI具备一定代理性与影响力，发展出新型“人—机共治”的制度、伦理与交互范式。若走协商路线，人类社会必须准备好面对一个非人中心、技术共治的世界观。
在这个崭新的世界观中，AI不再只是人类手中的工具，它是共同命运中的行动者。而人类也不再是唯一的“世界的创造者”，而是需要与新型技术代理者共同协商“共在”的主体。这标志着人类技术观的根本转向。它不仅仅是技术史的进程，更是政治哲学、伦理秩序与制度框架的重新编排。
三十年前，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描述了一个人与机器高度融合的未来。三十年后，我们终于走到了那个“未来”——一个生成的世界、一个模糊的边界地带、一个技术如空气般无处不在的社会。当我们真正进入这个未来，我们发现：数字化仅仅是序章，AI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转向。在这个未来中，“做一个人”不再是自然而然的状态，而是一项持续需要被重新定义、实践、学习的课题。AI化生存，需要的不只是技术，更是伦理的韧性、人文的底色、判断的力量。
引用
-
跨越30年，从数字化生存到AI化生存·36氪·胡泳（2024/5/29）·检索日期2024/5/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