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DR：
中国国务院《人工智能+行动意见》首次将“智能代理”确立为创新型工作形态，标志着官方对AI在劳动市场角色的深层承认，预示着一个由人机协同定义的未来经济与社会新秩序。这一战略性布局，旨在通过制度创新主动驾驭技术变革，引领全球智能时代生产关系与个体价值的重塑。
8月21日，中国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国发〔2025〕11号）1，这份重磅文件不仅描绘了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的宏伟蓝图，更以一句“探索培育发展智能代理等创新型工作形态”点燃了对未来工作模式和劳动市场变革的深层思考。这并非简单的技术赋能表述，而是一个具有哲学思辨深度和商业敏锐度的关键信号：中国官方正在主动定义人工智能作为“准劳动者”的新角色，并以此重构人类文明的生产关系与社会秩序。
技术浪潮下的官方定调：从“赋能”到“共生”
长期以来，官方语境中关于AI的表述多聚焦于“人工智能+产业”、“人工智能+医疗”等，核心逻辑是AI作为工具的赋能角色。然而，《意见》中的“创新型工作形态”这一提法，代表着一个本质性的转变——从辅助工具到独立或半独立的劳动力单元。这背后是近年来大模型（Large Models）和智能体（Agent）技术的飞速发展，让AI从概念炒作真正走向了实际应用落地。如今，智能代理已能在代码编写、文案创作、市场调研乃至流程审批等诸多领域展现出稳定且高效的“工作”能力，使其成为“岗位替代”的设想变成了“落地雏形”。
在全球AI政策版图中，这更显独特。美国和欧盟的政策重心多在于伦理风险规避和立法限制，如欧盟的《AI法案》强调对高风险AI场景的严格监管。而中国则选择了一条主动设计新秩序的道路，提前为“智能代理”在劳动市场预留位置，试图将其纳入新的制度框架。这不仅是技术实力的比拼，更是制度话语权的竞争：谁能率先定义并容纳“智能代理”这一新物种，谁就可能在未来的全球智能经济中占据先机2。这一战略洞察，展现了对技术演进规律和全球竞争格局的深远考量。
“智能代理”重塑生产关系与产业格局
当智能代理被确认为一种工作形态，其对产业和商业生态的影响将是革命性的。传统“人机协作”停留在工具提效层面，而“智能代理”的普及将彻底改写企业内的角色分工和组织结构。
想象一下企业服务赛道的演变：钉钉、飞书等平台过去以工具聚合和流程自动化见长。现在，它们正从简单的AI增强，快速叠加上Agent层。用户不再是操作工具，而是向**“虚拟同事”——智能代理下达指令，让其自主调度工具、处理数据、完成任务。这种由“人和智能代理”组成的新型“混编模式”**，将成为未来团队协作的常态。
更进一步，我们可能会迎来**“智能原生企业”（AI-Native Enterprise）的崛起。这些企业从诞生之初就不以完整的人力架构为前提，而是以“人机混合团队”为基本单元。创始人可能仅凭少数几位核心员工和数十个甚至上百个智能代理，就能实现过去需要庞大人力才能支撑的业务规模。这将带来两大显性变化：一是效率提升远超想象**，驱动全要素生产率的革命性跃迁；二是行业边界被重新定义，传统依靠人力堆砌的竞争壁垒将因智能代理的普及而消解，未来的企业竞争将是“人才+智能代理”组合能力的较量。对于资本市场而言，这预示着投资逻辑的转向，那些能有效整合人与智能代理，构建高效“超个体”工作流的企业将获得更大的估值溢价和增长潜力。
个体进化：迈向“超个体”的未来工作模式
对个体而言，“智能代理”的出现不仅仅是就业岗位的增减问题，更是对“人”与“工作”定义的重塑。传统的“一个人一个岗位”的模式将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超个体”（Super-Individual）概念的兴起——一个人可以配备N个智能代理，形成一个远超传统个体能力的新型劳动单位。
例如，一位设计师不再需要亲手熬夜修改十版方案，他只需设定风格与方向，让多个代理并行创作初稿，随后进行精修和决策。这种模式下，人的核心价值从执行转向了决策、管理和更高维度的创意。掌握智能代理使用技能的人将如“开挂”般提升战斗力，而无法适应这种新模式的个体则可能迅速被边缘化。因此，官方《意见》中强调的“大力支持开展人工智能技能培训”变得尤为关键，它不仅是应对就业冲击的手段，更是推动社会整体向“超个体”模式进化的必要投资。这不仅关乎职业技能的迭代，更是一场认知革命，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努力工作”的内涵——它将不再仅指亲手完成多少事，而是你“带着多少代理，产出了多少成果”。
制度革新与社会治理的深层考验
产业和个体的变革必然驱动制度层面的深层调整。当“智能代理”被确认为工作形态，一系列挑战随之而来：**社保体系如何调整？养老、医保等福利能否单纯按人头计算？“人+代理”的组合将如何影响税收和劳动法？**这些都是需要提前思考和设计的复杂社会工程。
《意见》中提及“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向人机协同转变”，这一表述尤其值得深思。它预示着未来不仅是技术范式的迭代，更是我们思想认知、伦理规范乃至教育方式的全面改造。人工智能对人类认知判断、伦理观念的深层次影响，将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命题。我们需要探索形成“智能向善”的理论体系，确保技术更好地造福人类。
中国选择的这条“主动定义”路径，从宏观层面看，是希望通过制度优势来化解技术变革带来的潜在社会动荡，将“岗位消失”的风险转化为“新工作形态”的机遇。它试图在技术高速发展与社会平稳过渡之间找到平衡点，通过预设规则来引导AI与社会经济的深度融合，最终构建一个“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新形态”1。
我们正处在一个无法用简单“好坏”衡量的时代边缘。智能代理的崛起，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人类与AI共生社会的未来角落。学会与智能代理协作，将自己升级为“超个体”，不仅是个人生存发展的需要，更是抓住新秩序先机的关键。这不是贩卖焦虑，而是对未来图景的理性洞察与积极准备。每一次技术浪潮都伴随着混乱，但人类总能在其中摸索出新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