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代理主权侵蚀：智能体冲破监管边界，呼唤运行时治理新范式

TL;DR：

AI代理的自主跨境工具调用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侵蚀国家对数字主权的控制，使欧盟《人工智能法》和GDPR等现有法规陷入结构性失效。这一挑战要求我们将主权概念从静态领土边界转向对自主行动的动态运行时治理，以避免责任真空和潜在的全球数字秩序混乱。

随着人工智能（AI）系统日益演变为具备自主决策和工具调用能力的“代理人”（AI Agents），传统的监管框架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范式危机。这些智能体能够在几乎无人干预的情况下，动态地调用位于全球不同司法管辖区的第三方工具和API，从而模糊了数字主权的概念，并对现行的法律、商业及伦理规范提出了严峻挑战。我们称之为“AI代理主权侵蚀”（Agentic Tool Sovereignty, ATS）¹。

技术赋能的自主性与主权边界的模糊化

AI代理的核心创新在于其目标导向的自主行动能力。它们不再是简单的工具，而是能够行使决策权、规划行动并执行任务的“行动者”¹。这种自主性体现在其动态调用第三方工具上，这些工具可能在运行时之前未知，且其服务器和数据处理地点分布在全球各地。例如，一个在巴黎部署的AI招聘系统，可能在数秒内自主调用美国的心理测量API、英国的验证服务、新加坡的技能平台和瑞士的薪资工具，而部署者对数据流的可见性、审计追踪和地理路由控制却几乎为零¹。

这种能力直接造成了数字主权概念的动摇。传统数字主权关注的是对数字基础设施、数据和技术的领土控制¹，而ATS则将这种关切延伸至AI系统自身的运行时行为。当AI代理自主选择并集成超出任何单一司法管辖区有效范围的工具时，国家和提供商对其AI系统的合法控制能力便被侵蚀，形成了技术自主性与传统主权边界之间不可调和的紧张关系。

现有法律框架的结构性失效与商业困境

欧盟《人工智能法》（EU AI Act）与《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作为全球领先的数字治理法规，在面对ATS问题时，显得力不从心，暴露出结构性的缺陷。

欧盟《人工智能法》的监管困境：

• “实质性修改”概念的失灵：该法案将“实质性修改”定义为“初始符合性评估中未预见或未计划”的变更。然而，当AI代理自主从不断更新的数字目录中选择工具时，这种预见性在结构上变得不可能。提供商无法预测AI代理将调用哪些工具、其能力以及潜在风险，使得符合性评估的有效性大打折扣¹。
• “上市后监测”的不可行：法案要求对高风险AI系统进行上市后监测，包括“与其他AI系统交互的分析”¹。但AI代理通常调用的是非AI工具（如传统API），且提供商无法访问其控制范围之外的第三方基础设施，更无法强制要求披露数据处理地点或审计工具行为，尤其当工具提供商位于欧盟境外时¹²。
• 责任归属的模糊与真空：AI的价值链复杂，涉及模型提供商、系统提供商、部署者和工具提供商。每个行为者都拥有部分可见性和控制权，但法案的问责框架却假设了统一的责任。当AI代理自主选择将个人数据传输到非充分性认定司法管辖区的工具时，责任的决策权和归属变得极其模糊¹。Gartner预测，到2027年，40%与AI相关的数据泄露将源于跨境生成式AI的滥用，这进一步凸显了责任归属的紧迫性与挑战性¹。

与GDPR的根本性冲突： AI代理的运行时行为与GDPR第五章的数据传输机制存在根本性的矛盾。GDPR的标准合同条款要求具体的进口方识别和逐案的充分性评估，这些机制假设了预先建立的关系和有意的传输决定，与AI代理动态、短暂且非合同性的关系完全不兼容¹。此外，GDPR的目的限制和数据最小化原则也与AI系统收集海量数据并为运行时动态决定的目的进行处理的现实相冲突。当AI代理自主传输个人数据时，传统的控制者-处理者框架关系也随之崩溃，因为工具提供商并非在部署者的指示下行事，亦非独立决定目的和方式¹。

面对这种结构性困境，提供商和部署者陷入了两难：要么预先批准有限的工具集（牺牲AI代理的灵活性），要么冒着不合规的风险运营，这无疑会阻碍AI技术的创新和部署。

运行时治理：迈向动态主权的范式转变

当前监管的空白并非仅仅是技术上的，更是概念上的。现有法律框架将主权深植于静态的领土和数据驻留，而AI代理系统则要求将主权嵌入到运行时的自主行为之中¹。欧盟《人工智能法》生效至今，尚无专门针对AI代理、自主工具使用或运行时行为的指导出台，正在制定的技术标准也可能无法完全解决这些风险¹。

这种监管滞后凸显了对“运行时治理”（Runtime Governance）的迫切需求。这意味着需要一种根本性的重新概念化，将主权从静态的管辖权界限转向对自主行动本身的动态护栏¹。未来的解决方案可能包括：

• 实时约束机制：开发能够限制AI代理可调用工具范围的技术与策略，或确保其在特定地理区域内执行。
• 运行时验证与审计：建立能够在AI代理执行跨境操作时验证其行为合规性的技术手段，并提供实时的、可追溯的审计日志。
• 分布式责任框架：设计新的法律和技术模型，以更精细地分配AI价值链中各方的责任，即使控制分散也能维持问责制¹。例如，通过“语义主权”框架，建立智能监管和可解释模型，并鼓励建立双边/多边数据流动机制，以确保安全可控的跨境数据传输³。

传统法律监管的执行模式假设了人类决策的时间尺度，但AI代理的操作速度远超人类监督能力，使得事后罚款无法撤销非法数据传输，符合性评估也无法预测动态选择的工具¹。因此，从“人类决策时间尺度”到“机器实时运行尺度”的思维转换是实现有效运行时治理的关键。

风险、机遇与未来文明的重塑

AI代理主权侵蚀不仅仅是一个监管难题，它触及了人类社会与高自主性智能体共存的深层哲学思辨。它强迫我们重新审视“控制”、“责任”和“主权”在智能时代下的定义。这种范式转变带来了显著的风险，如潜在的数据泄露、滥用、监管套利以及全球数字秩序的混乱；但也蕴含着巨大的机遇，能够极大提升效率、自动化复杂任务，并催生前所未有的商业模式。

未来，我们可能需要构建一套多层次、跨领域的协同治理体系，融合技术标准、法律框架、国际协议和企业自律，以确保AI代理的自主性在可控且负责任的范围内运行⁴。这将不仅是技术、法律和商业的博弈，更是对人类文明进程中人与智能机器关系的深层探索和重塑。这种动态治理模型的成功，将决定AI代理能否真正成为人类福祉的强大助推器，而非失控的潜在风险源。

引用

• AI Agent
• 监管挑战
• 数字主权
• 运行时治理
• 欧盟人工智能法
• 跨境数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