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et Taylor:一位穿越AI风暴中心的硅谷“构建者”

温故智新AIGC实验室

TL;DR:

Bret Taylor,一位横跨谷歌、Facebook、Salesforce与OpenAI的传奇人物,以其独特的“构建者”身份和对“影响力”的极致追求,深度剖析AI浪潮下的市场格局与未来范式,主张将重心放在应用层Agent的创新,并呼吁重塑编程思维,为下一代软件开发体系奠定基石。

当OpenAI的董事会主席Bret Taylor在科技播客Lenny's Podcast中抛出那句石破天惊的建议——“别再入局大模型,除非你是马斯克”时,整个AI创业圈为之震动。这不仅是一个行业判断,更是一个拥有20余年硅谷顶尖企业掌舵经验、亲手缔造无数产品奇迹的“构建者”的深刻洞察。他不仅见证了互联网从PC时代到移动互联的每一次浪潮,更用自己的职业生涯,精准踏上了每一个风口,如今又以OpenAI董事会主席和Agent创企Sierra创始人的双重身份,站在了AI时代的最前沿。

身份流转与影响至上:一位硅谷“构建者”的变奏人生

Bret Taylor的职业履历,本身就是一部硅谷的史诗。2003年从斯坦福大学硕士毕业后,他成为谷歌最年轻的产品经理之一,亲手打造出上线首日即斩获千万流量的谷歌地图,彻底重塑了本地生活行业1。2007年,他离开谷歌,创办社交媒体公司FriendFeed,不仅发明了今日社交媒体随处可见的“信息流”和“点赞按钮”,更在被Facebook收购后,以CTO的身份亲历了这家巨头的飞速成长。2012年,他再度创业,创立协作文档企业Quip,最终以7.5亿美元的高价售予Salesforce,并一路攀升至联席CEO的位置。2023年初,当生成式AI的浪潮初起,他再次果断转型,创立Agent创企Sierra,同年,又加入了全球AI领军者OpenAI,并担任董事会主席1

从产品经理、工程师、CPO、COO到CTO、CEO、再到董事会成员——Taylor在不同角色间的无缝切换,展现了他对自身身份的高度灵活。他常自称工程师,但在更广义的语境下,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构建者”(Builder)。“我喜欢打造产品,而公司是实现这一点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我也相信技术与资本主义结合能带来巨大成果。”他如此描绘自己的内心驱动。

这种“身份灵活”的哲学,并非生来俱有,而是源于一次刻骨铭心的经历。在Facebook担任CTO期间,他曾一度陷入管理困境,下意识地将精力局限于自己钟爱产品和技术领域。直到时任首席运营官Sheryl Sandberg的一席话,如当头棒喝:“你要把团队带到你的高标准上。如果有人达不到,那计划里是否也包括请他们离开?”1 这番直接而深思熟虑的反馈,让Taylor一夜之间幡然醒悟。

“我意识到我在潜意识里把工作范围局限在我喜欢做的事上,花时间做我热爱的产品和技术,想着‘我是老板,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而不是问‘我负责的团队今天最需要什么?’”Taylor回忆道。

从那天起,他养成了每天自省的习惯:“我今天做什么,才能产生最大的影响力?”这个问题的引入,改变了他对工作的态度,甚至让他爱上了原本不那么“喜欢”的销售和招聘工作。“当我让一个组织变得更成功,那种成就感远超预期。”他坦言,真正让他热爱的,是“产生影响”。这不仅是对Sheryl Sandberg的致敬,更成为他职业生涯中持续进化的核心动力。

洞察潮汐:AI浪潮中的三板斧与应用层机遇

凭借着对技术与商业交汇点的敏锐嗅觉,Taylor将当前的AI市场划分为三大板块:前沿模型、工具层和应用层。他掷地有声地指出,前沿模型市场已是少数巨头和资金密集型公司的战场,初创企业鲜有机会。“几乎没有创业者应该去打造基础模型。除非你是马斯克,有能力筹集数十亿美元的资本。”1 这句话,不仅是对初创公司的警示,更是对行业发展趋势的精准预判——基础模型作为资产,其价值衰减迅速,规模效应是生存的关键。

工具层市场同样充满风险,虽然“淘金热中卖铁锹”利润可观,但“距离‘太阳’太近”——基础模型公司随时可能将这些工具内化,让初创企业面临被平台取代的危险。

Taylor的真正兴奋点在于**“应用型AI市场”,尤其是那些构建Agent(智能体)**的公司。“Agent就是新时代的应用,这会是AI产品的主要形态之一。”1 他以自己的公司Sierra为例,Sierra帮助企业构建能接电话、处理客户聊天的AI Agent,以提升客户体验和服务效率。Agent的价值在于其高度自动化、结果可衡量,能够直接带来生产力提升。

他坚定地认为,未来的AI产品应转向**“按结果计费”**,而非按Token计费。“当一个Agent真正完成了一项任务,不仅确实以非常现实的方式推动了生产力提升,而且这种提升是可衡量的。”1 他用一个生动的比喻来解释按Token计费的荒谬性:“就像那个著名的苹果工程师的故事——他有个差劲的经理要求他每天报告写了多少行代码,这种衡量方式对所有工程师来说都是荒谬的。”1 结果导向的计费模式,能够统一供需双方的目标,促使AI公司真正为客户创造可量化的商业成果,从而推动整个软件行业走向更高水平的“伙伴关系”而非简单的“供应商”模式。

重塑代码:从“帮倒忙”到“黑客帝国”式的编程未来

对于AI对软件工程的深远影响,Taylor有着独到的见解。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当前的AI编程工具仍不成熟,甚至可能“帮倒忙”,因为Agent生成的代码里常有错误,而修改他人或AI生成的代码,往往比自己编写更耗时耗力。

他提出两大解决方案:

  1. Agent的自我反思:用AI监督AI,通过多层推理和验证,将准确率从90%提升至99%,以计算力换取认知能力,产出更稳健的结果。
  2. “上下文工程”与根因分析:他强调,当模型能力无虞,却做出错误决策时,问题症结往往在于上下文不足。需要深入分析糟糕代码的根源,并提供正确的上下文,构建合适的系统,让模型能胜任工作。

他尤其对“下一代软件开发体系”的演化充满期待。他大胆预测,如果“写代码的人力成本趋近于零”,那么过去几十年围绕“提高人类程序员效率”打造的所有抽象层、工具和语言,都需要重新评估。他甚至开玩笑说,Python虽然是大模型生成最多的语言,但“从AI角度看,Python简直糟糕:慢、难验证、运行时错误多。”1 它之所以存在,是为了让人写得舒服,像伪代码。

Taylor设想的未来编程系统,不再需要人类“符合人体工学”的语言,而只关注两点:机器生成的代码能否被快速验证“确实做了我想要的事”;如果不对,能否很容易地进行改动。他憧憬着一个类似《黑客帝国》的场景——开发者能够高效产出极其复杂、规模庞大的软件系统,并确信它是正确的。这需要重新考虑包括形式化验证、单元测试、AI自我核验在内的所有技术手段,共同构建一个“操作者能够高效产出极其复杂、规模庞大的软件系统,并且确信它是正确的系统”1。这不仅仅是编程语言的变革,而是整个编程系统的颠覆性设计。

失败的馈赠:从“谷歌黄页”到“社交迷途”的迭代进化

在辉煌成就的背后,Taylor也毫不避讳地分享了他职业生涯中的“重大失误”,正是这些经历,磨砺了他对产品、市场和商业模式的深刻理解。

他在谷歌担任产品经理的第一个大项目——“谷歌本地”(Google Local),便是其引以为戒的案例。当时,面对仍由黄页主导的本地搜索市场,他试图将黄页内容数字化并嫁接至谷歌搜索。尽管得到了谷歌首页的巨大流量加持,该产品表现却平平。“回头想,人们为什么要用它而不是Yahoo黄页?甚至为什么要用这些产品而不是黄页本身?它们只是把以前的黄页数字化了。”1 这次失利让他深刻认识到,新技术出现时,与其直接将过去的体验数字化,不如创造全新体验,回答新客户“我为什么要用它”的问题。正是这一反思,催生了后来的谷歌地图,一个真正原生地利用平台优势、重新定义行业的划时代产品。

另一次深刻的教训来自他创办的第一家公司FriendFeed。尽管FriendFeed团队开发出了信息流和点赞按钮等极具开创性的功能,且技术领先,但最终仍被Twitter超越并卖身Facebook。“我们团队几乎全是工程师,埋头打磨产品。”他指出,“而Twitter专注拉名人入驻,这是‘关注’场景下显而易见的策略……我们却输了,这一失败和产品本身没有任何关系。”1 这次经历暴露了“谷歌出身的创业者一个通病”——由于在谷歌的顺风顺水,容易忽视分发、设计,甚至不思考商业模式。FriendFeed的挫败让他认识到,除了产品本身,商业策略与市场落地同样至关重要,尤其是直销模式在AI公司中的重要性。他强调,很多创业者在市场策略上犯错,是因为没有深入思考客户如何购买软件,导致“产品驱动增长”未能接触到真正的购买者。

从这两次经历中,Taylor不仅补齐了自身短板,更成为了董事会和高质量建议的坚定信徒。他提醒创业者,要学会辨别建议的价值,不能被自信的表达所迷惑,要像“两岁小孩一样不停地问‘为什么’”,直到理解对方建议背后的框架,并结合自身情况,形成第一性原理的判断。

AI之光与教育平权:给未来世代的启示

作为一位深耕科技领域,同时也是一名父亲,Taylor对AI的社会影响,尤其是对教育的冲击与机遇,有着独到的见解。他将ChatGPT等AI工具比作早年的图形计算器——它们都迫使教育者重新思考评估方式和教学内容。“我认为,现在的大部分教育体系并没有假设每个人口袋里都有一个超级智能。”他指出,现有评估学生的许多方法已被ChatGPT打破,教育正处于一个“很尴尬的阶段”。

然而,他更看到AI在教育普惠方面的巨大潜力。

“我认为这些AI模型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有效的教育工具之一。如果一个老师的教学方式不是你喜欢的风格,现在你可以回家请ChatGPT用另一种方式教你。”1

AI作为“行动力放大器”,让每个孩子都拥有了一个专属的个性化导师,能够以最适合他们的方式学习,无论是视觉、听觉还是文字阅读。这尤其能促进教育平权,让那些有主观能动性的孩子,无论贫富,都能获得过去只有少数富裕家庭才能负担的优质辅导。

他鼓励自己的孩子将AI作为生活的一部分,并用自己的行动示范:“每次她问我问题,我都让她自己去问ChatGPT,并不是因为我想当个讨人嫌的爸爸,而是我觉得她必须学会使用这个工具,因为它真的太强大了。”1 尽管他承认技术的变化速度远快于教育系统适应的速度,且担心AI可能放大有主观能动性与无主观能动性学生之间的两级分化,但他坚信,人类终将学会适应,并驾驭这一强大的工具,开启一个全新的教育时代。

Bret Taylor,这位穿梭于硅谷最核心地带的“构建者”,不仅用他的传奇履历和远见卓识定义着AI时代的创业路径,更以其对“影响力”的极致追求、对失败的深刻反思以及对未来教育的深切关怀,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智能世界。他的故事,不仅是关于技术和商业的成功,更是关于一个人如何在不断变化的时代中,保持学习、持续进化、并最终产生深远影响力的启示录。

引用


  1. 别再入局大模型,除非你是马斯克?OpenAI董事长90分钟深度访谈·智东西·陈骏达(2025/8/2)·检索日期2025/8/3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