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DR：
在日益收紧的《对外投资安全计划》(OISP)的阴影下，明星AI初创公司Manus在获得硅谷顶级风投Benchmark注资后，被迫从中国大陆撤离，凸显出中美科技投资领域日趋收窄的“灰色地带”。这一案例不仅测试了美国海外投资监管的边界，更昭示着资本在全球化布局中，国家安全考量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改写商业决策的底层逻辑。
当Manus AI，这家曾被誉为“第二个DeepSeek时刻”的中国AI代理新星，在获得硅谷风投巨头Benchmark Capital_7500万美元_的青睐后，迅速发现自己跌入了地缘政治的冰窟，不得不将其中国业务大幅裁撤并迁址新加坡，这可不是什么简单的“业务优化”，而是美国《对外投资安全计划》(OISP)这把无形之刃划下的最新伤痕。这出关于资本、创新与国家安全的现代悲喜剧，正以其令人啼笑皆非的荒诞，揭示了全球科技投资版图的剧烈重塑。
监管“高压线”：OISP的模糊地带
自2025年1月2日《对外投资安全计划》（OISP），这道被戏称为“反向CFIUS”的法案生效以来，美国财政部便如同一位不苟言笑的管家，对流向“关注国家”——主要是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在半导体、量子计算及特定人工智能等敏感技术领域的投资严加看管。其目的昭然揭示：阻止美国技术、知识产权、资本甚至专业关系，成为加速中国军事或情报能力发展的“养料”。违反者不仅可能面临高达相关交易价值两倍的民事罚款，故意者甚至有长达20年的囹圄之灾，而投资本身亦可能被“作废”或强制撤资。
OISP的精妙之处在于，它并未像CFIUS那样建立一个预审机制，而是将合规的重担“外包”给了美国的投资者本身。换言之，它要求投资人自行扮演侦探与检察官的角色，在进行尽职调查时，不仅要知道“相关事实或情况”，更要预判“此类事实存在的可能性很高或有理由知道”——这无疑是给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司机，加上了一个在车轮飞转时更换轮胎的额外任务。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提出要为对外投资“设立红灯区或绿灯区（而非黄灯区）”，这番言论听起来果断利落，但在实际操作中，红绿灯之间往往还夹杂着一片令人迷惑的橙色地带，充满了自我审查的陷阱与不确定性。更甚者，有迹象表明，这项规定可能会进一步扩大至生物技术、高超音速技术甚至先进制造业，将更多科技领域纳入其“高压线”范围，让全球供应链的神经末梢感受到阵阵寒意。
资本的困境：Benchmark的硅谷困局
在OISP这团日益浓厚的迷雾中，硅谷顶级风投Benchmark Capital的遭遇，无疑是其最具戏剧性的脚注。这家以早期慧眼识英雄而闻名的机构，曾一手成就了eBay、Twitter和Uber等巨头，但在投资Manus AI一役中，却不料触动了远比市场波动更难预测的地缘政治断层。他们聘请的多家美国律师事务所，基于Manus并未开发底层AI模型、仅“微调”现有模型，以及其母公司注册于开曼群岛、员工遍布全球（包括新加坡总部）而非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公司”等理由，认为这笔投资合规。
然而，正如《经济学人》常言，规则的解释权才是真正的权力。美国财政部对此类解释的接受度仍未经检验，而Manus首席科学家季逸超关于其AI智能体“新兴能力”的论断，又为技术的“中国属性”蒙上了一层疑云。更何况，即使形式上将总部迁至新加坡，TikTok和Shein的遭遇已然证明，在华盛顿的眼中，“中国基因”往往并非一纸注册地就能轻易抹去的。
Benchmark的困境，很快从监管层面蔓延至其硅谷同行间的道德审判。Founders Fund合伙人Delian Asparouhov的直白评论——“我并不是说Benchmark的合伙人是中国的资产……但他们对中国来说绝对是资产”——一语道破了硅谷内部对此类“跨界”投资的深层焦虑。将资助中国AI竞赛比作“1972年资助苏联太空计划”，无疑是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将技术竞争直接等同于冷战思维。Lux Capital的联合创始人Josh Wolfe的“毫无意义”之评，更是将Benchmark此举推上了“政治不正确”的舆论风口。这场内部的“道德战争”，无疑将进一步收紧硅谷对华投资的心理防线，让未来的科技合作如同在薄冰上跳舞。
逃逸与适应：全球科技合作的新范式
面对OISP这只“无形之手”的步步紧逼，全球资本与科技企业并非坐以待毙。红杉资本与其中国分公司的“分家”便是其一，预示着一种全球投资架构的彻底重构。更有律师事务所提出，通过精妙的合资企业（Joint Venture）架构，或可在现有OISP框架下寻求一线生机。理论上，如果合资企业不被认定为“关注国家的人”，即便其业务涉及敏感技术，也可能规避OISP的直接约束。具体而言，若中方合作伙伴持有少于**50%**的投票权、董事会席位或普通股，且合资企业的管理总部和注册地位于美国或中立的第三方国家，这艘“诺亚方舟”似乎便能驶离OISP的风暴眼。
然而，这并非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任何法律条文都存在解释的空间，而政治风向的变幻莫测，更使得此类结构性规避策略充满了不确定性。历史经验表明，当国家安全被置于商业利益之上时，即便最精巧的法律架构，也可能在政策的强风中摇摇欲坠。美国财政部对Manus AI的调查，正是对这种“智慧”的首次公开测试，其结果将为未来中美科技合作的“合规路径”树立一个重要的先例。
这场由Manus AI案例所点燃的争议，深刻地揭示了技术创新与国家安全之间日益加剧的紧张关系。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表象之下，地缘政治的裂痕正日益加深，迫使企业在资本、人才、技术和市场的全球布局中，做出越来越艰难的选择。这不仅仅是一场围绕AI代理的商业竞争，更是一次关于谁将主导未来科技高地的战略博弈。当政治的阴影笼罩创新，资本的逐利本性如何与国家安全的红线共存，将是未来数年里，全球商业领袖们必须回答的终极命题。